常青竹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指以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是起法律调整作用的实体工具，属于制度这个范畴，是相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包括法律和制度。除包括现行法律体系外，还包括与现行法相适应的法律意识以及法的创制、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的解释等法律实践。
    法治是人治的对称。是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原则，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以及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针。法治内容包括：（1）以法治理国家，以法管理社会。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为防止立法权的滥用，需要适当依法限制立法权；国家的司法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为防止司法权的滥用，需要依法对司法权实行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和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自行活动，国家公务员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反对滥用行政权；国家依照法律的规定，建立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秩序，保护公民及社团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以此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良好状况。（2）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治不以法制的存在而自然存在，有法制的国家不一定实行法治，如封建制国家存在法制，但法对制定法的统治者不适用，统治者可以超出法制范围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而法治则推崇法制，使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使法律的权威性超过人的权威性；法治要求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和意志不能影响法律的实施，即使个人具有特殊的地位也不能例外 。
    中国，曾是世界上专制主义传统最为深厚的国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面临着极大的发展机会，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所有挑战中，还是要数如何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挑战，近年来，尽管依法治国方略已经确立，依法行政亦取得很大进步，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强大惯性，使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举步维艰。一些机关和部门仍就习惯于发“内部文件”或按“上级指示”行文而不是依法办事，如果不加快法治进程，不彻底根除领导者人治的“官”念，就不能有效遏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法治的源泉是德治
    不管法制这就“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制多么详尽，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凡是法治不及的地方，皆是德治的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
美国的法治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典范，探本究源，与当初华盛顿的道德品质极有关系。第一、华盛顿的道德品质促成了美国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当他统帅大陆军与法国远征军联手，一举取得约克敦大捷，从而奠定美国独立的基础时，华盛顿一跃成为各州拥戴的偶象，有人乘机进言，敦促华盛顿登上国王宝座。究竟是要王冠，还是要民主共和？是要一己私利，还是要万姓福祉？此时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起作用的是道德素质，是德治。华盛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民主共和政体。第二、华盛顿的道德品质促成了美国总统任期4年，不可超过两届制度的确立。最初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准予连选，连任没有限制。鉴于华盛顿曾两次全票当选总统，在美国德高望重、业绩辉煌，世人普遍会认为他终生连任。可华盛顿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要是在总统 位置上一直呆到寿终正寝，那和君主制又有什么区别？民主共和岂不徒有其名吗？因此，在第二任总统即将期满之际，他主动卸任，让位于亚当斯。从此连任止于两届，便成了美国总统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三、华盛顿的道德品质促成了美国总统退休之后仍为平民制度的确立。1779年65岁的华盛顿顺利地完成了权力移交、一身轻松地返回了他的弗农山庄。
    法律毕竟是由人设计，而不是由上帝赋予的，做为领导者、决策者，不能模范地执行法律，不能用法治的观念去处理问题，法律规定的都不能率先执行，法律没有规定的“德治”他能履行吗？因此，***指出：廉政建设要德治、法治并举。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道德、法律都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重要规范，各有其领域，但又相互渗透转化，德治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两者相得益彰，刚柔相济。就德治在时间上总是先于法治的，所以，法治的源头在德治。
    二、法治意识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支撑
法治国家的建成，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因为制度可以塑造人的生活和习惯，使人免于恐惧和困乏；但是，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又离不开每一个人正常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树立起全民族的法治的观念和意识，不敢同践踏法律的行为做斗争，甚至助纣为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不会振兴。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决策者，他不能够树立起法治观念和意识，而又缺乏敢于同违法行为做斗争的法治意识，这个单位就会产生腐败，上层贪“大头”中层沾“小头”基层吃“零头”成为“群体性腐败”。
    据资料记载：慕绥新腐败案总涉案人员达百余人，其中，副 省级1人、副 市级4人、正局级11人、副局级7人。这么多的“一、二把手”涉嫌行贿受贿犯罪，他们普遍是向上行贿，向下受贿，为了当更大的“官”，受更多的钱。如果说他们缺乏法律意识，甚至是法盲的话，那么沈阳市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 福全、焦玫瑰的落马，更充分说明法治“官念”在贪官心中的位置。“不学法，不懂法”，这是某些贪官污吏为自己开脱的遁词 。对于焦玫瑰这个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出身的法院副院长，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肆意践踏法律的行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把权力当成“资源”开发利用，执法部门靠“法”吃“法”，领导干部倚“权”卖“权”“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国家的法治建设还怎么进行？
    时代呼唤法律，国家需要法治，不能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讲在嘴上，写在纸上，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党的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模范遵守法律，做为公民要“为权利而斗争”同践踏法律的行为做斗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应尽义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振兴，我们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没有民众的法治意识，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不会发挥它的作用。因此，法治意识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支撑。
    三、现代法治与富贵分离
    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希拉里多年来欠下的律师费高达1100万美元，这对第一夫妇可能在离开白宫时背上7位数的债务负担。堂堂的一国总统，竟然有10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封建社会的皇帝，哪一个不是国家最富的人？在古代社会，政治上“贵”的人，必定是经济上“富”的人；经济上“富”的人，也必定是政治上“贵”的人。这是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所以，才会出现“当官发财”、“争权夺势”。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经济资源、财富按市场竟争原则来配置，政治地位、资源按民主选举原则来配置，因此，富贵分离了，即：富者未必是贵者，贵者亦未必是富者。现今美国最大的贵者当属布什，最大的富者则是比尔?盖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国内的法律、法规必须与WTO规则保持一致，必须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废除官本位意识，保证权力的行使不超越法律和有关制度规定。
    富贵分离，实际上就是权钱分离，这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离不开权力与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这种制约需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基础上。一个社会如果一部分人热衷于到市场赚钱，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当官，但又担心当官的人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自己的财富，那么， 这部分人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利用法治去这管住当官的人滥用权力，并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富贵、权钱分离的体制传统，因而常常导致政治一“感冒”，经济上属上就“打喷嚏”。腐败现象难以遏制，当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后，又有一批新的腐败分子粉墨登场。据资料表明：1999年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每月要处理平均1.5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每天要处理1个厅局级干部和11个县处级干部，不可谓处理不严。腐败分子因其处“大面积腐败”之中，腐败的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风险和成本，往往会利令智 ，心存侥幸心理，而当这种侥幸心理主导其行为走向时，疯狂的贪欲就会放肆地恶性膨胀，严刑峻法的威慑效力就会荡然无存。反复出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我认为其实质就是富贵、权钱不分。一些党政干部插手企业具体事务，在计划、项目、资金、进出口许可证、土地划拔与批租等问题上，乘机弄权索贿。“百姓挣钱累弯腰，贪官挣钱一个条”，胡长清任省长助理平均每月受贿25万元，每日受贿8000元；任副省长后，平均每月受贿高达33万元，每日受贿1.1万余元。成克杰仅从一次征地中就有3000万元的非法所得入帐。它相当于成克杰连续工作2500年所能得到的全部收入。权是什么？其本意是衡，也就是公正、公平、公道的力。权力由官来行使，就是要求官主持公道、公正、公平解决争端和纠纷。权力应当是公共的，而不是私有的。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否则就是权钱交易；权力也不能成为“资源”，否则将导致腐败的恶性循环。而北京市2000年统计数字表明其查处处级干部181名，“第一把手”68名，占37%，局级干部7名，“第一把手”1名，占14%。沈阳慕绥新案件中，竞有16人是“第一把后”。有些单位和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决策权和审批权高度集中，一个人说了算，势必会产生“绝对权力”，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富贵分离就是要解决官员：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大财。当前反腐败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缺乏各种禁令，条例制度（当然有待完善），而缺乏领导的率先生垂范，要求别人和下级做到，自己却做不到。
    总而言之，各级领导干部一定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牢固树立现代法治意识；正确处理“自觉监督”和“组织监督”的关系，更新“官”念，处理好“权”与“利”的关系。正视金钱、正视权力，正视生命。人们推崇：平平安安就是福，平平淡淡才是真，贪官在受贿、贪污时想到的是“澎涨的私欲”和“绝对的权力”，当他失去自由的时候，他对自由和生命理解得此“金钱”还重要。成克杰无边的恨恨、悲伤，悔恨自己走火入魔犯下了如此深重的罪恶，反复表示把全部非法所得退还给国家，给自己一个痛改前非的机会。慕绥新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说：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沈阳市原财政局长李经芳在《我的忏悔》中写到：假如，时光真能倒流，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去追寻那个曾经是清白的我。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同志强调的：“三个想一想”去做，牢固地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个人的前途、命运紧紧地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依法行政，才能够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宽容和富于活力的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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